目錄

• ✨ 前言：繁榮與差距的悖論

• 📊 全球與本地的差距：嚴峻的現實

  • 表格一：全球與台灣收入分配

• 💰 財富的集中：資產分析

  • 表格二：全球與台灣財富分配

• 🌍 收入與財富鴻溝的驅動因素

• 🔬 對經濟韌性與穩定性的觀點

• 🛠️ 建立更公平經濟框架的建議

• 🎯 結論：通往可持續增長與資本管理的途徑

✨ 前言：繁榮與差距的悖論

亞太地區的經濟敘事充滿了活力增長，亞洲開發銀行最近將台灣今年的GDP增長預測上調至亮眼的7.3%，便是明證。這種充滿活力的擴張描繪了一幅集體繁榮的圖景。然而，在這令人印象深刻的表面數據之下，卻潛藏著一個深刻的悖論：財富和收入正加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最新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為我們提供了對這種分化的量化評估，強調儘管經濟大餅在增長，但分配卻極度不均。本文旨在剖析這份報告的核心發現，分析造成這種差距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並探討建立一個平衡增長與公平的新框架的迫切需求，以確保長期的穩定性和韌性。不平等問題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它關係到經濟韌性、民主穩定和地球的長久存續。

📊 全球與本地的差距：嚴峻的現實

不平等報告的核心發現為全球和本地經濟成果如何分配提供了清醒的圖景。報告區分了收入（來自勞動和投資的所得）和財富（資產的總價值）。對收入差距的分析揭示了頂層收入者與大多數人之間巨大的鴻溝。

在全球範圍內，收入前10%的人群所掌握的收入總額，超過了全球其餘90%人口的總和。相比之下，全球最貧窮的半數人口的收入總和，卻不到全球總收入的10%。這種巨大的差距突顯了全球經濟結構不成比例地獎勵頂層人群。

就台灣而言，報告顯示，儘管經濟表現出色，但台灣面臨著顯著的收入不均，在追蹤國家中排名第12位。數據明確顯示：台灣收入**前10%**的人群，取得了全國總收入的 48%。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底層50%**的人口集體僅佔總收入的 12%。這種差距意味著，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幾乎等於其餘十分之九人口的總收入。

表格一：全球與台灣收入分配

這種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失衡表明，目前的工資增長機制和資本回報正在壓倒性地有利於社會的一小部分人，給中低收入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 財富的集中：資產分析

雖然收入不平等情況嚴重，但報告明確指出，在全球範圍內，財富（例如房產、股票和其他資產的總價值）的集中程度更為顯著。財富代表了累積的資本和一種更深層、更根深蒂固的經濟權力形式。

在全球範圍內，財富差距極端：最富有的 10% 人口持有全球約 75% 的總財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球底層的半數人口僅擁有全球財富的 2%。

這種全球性的極端情況，因一個規模雖小、但超級富有的精英階層的出現而進一步加劇。報告指出，近6萬名「超級富豪」——僅佔全球人口的0.001%——所控制的總財富是全球底層半數人口總和的三倍。這種極端的階層分化對經濟機會和流動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

在台灣，財富集中度同樣很高，但略優於某些國家。台灣最富有的 10% 人口掌握了全國總財富的 61%，使台灣在財富不平等排名中位列第21位。報告指出，這個數字低於美國、中國大陸和韓國，而且情況在過去十年中略有改善。然而，僅十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近三分之二的國家財富，這仍然是經濟權力集中的重要指標。

表格二：全球與台灣財富分配

這裡的關鍵區別在於：財富通過投資回報帶來更多的財富，創造了一個強大、自我強化的積累循環，這比收入循環更難以打破。

🌍 收入與財富鴻溝的驅動因素

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回應，就必須理解造成這種差距擴大的驅動因素。報告間接指出了幾種加劇所有經濟體不平等現象的結構性力量：

• 資本與勞動回報的差異： 一個根本的驅動因素是資本回報率（$r$）持續超過經濟增長率（$g$）。當 $r > g$ 時，透過投資和資產累積的財富增長速度快於透過勞動賺取的收入。經過幾代人的時間，這種動態不可避免地導致財富的大規模集中，因為累積的資本以比國家經濟更快的速度複合增長。

• 累退性財政政策與稅收競爭： 數十年激烈的全球稅收競爭，往往導致累進稅制結構的減弱，特別是針對資本利得和高端財富。這將稅負不成比例地轉嫁給勞動收入，為最富有人群的財富積累過程提供了便利。

• 技術與教育的兩極分化： 技術進步往往創造「贏家通吃」的市場，高度獎勵特定部門（例如技術、金融）中的少數熟練人才，同時排擠或壓低低技能工人的工資。這種兩極分化加劇了收入差異。

• 去監管化與金融化： 經濟的日益自由化和金融化為投機和投資活動帶來了更高的回報途徑，而這些途徑主要被資本雄厚的人群所掌握，進一步加速了財富集中。

🔬 對經濟韌性與穩定性的觀點

報告揭示的極端不平等水平，引發了對現代經濟和社會長期健康的批判性討論。人們認為，解決這一差距不僅是公平問題，更是經濟和民主的必要條件。

• 經濟韌性的侵蝕： 高度不平等會削弱整體經濟韌性。當很大一部分人口收入貧困且缺乏財富緩衝時，他們極易受到經濟衝擊（如經濟衰退或疫情）的影響。這種脆弱性轉化為消費支出減少和公共援助需求增加，從而破壞更廣泛的經濟穩定。一個更公平的分配，讓更多人能夠參與消費和儲蓄，為可持續增長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 對民主穩定的威脅： 極端經濟差距往往會加劇社會和政治動盪。當經濟體系被認為從根本上偏袒少數人時，公眾對制度的信任就會受到侵蝕，導致政治兩極分化和不穩定。多數人的經濟現實與精英階層集中權力之間的巨大鴻溝，對民主進程的穩定和有效性構成了實質性威脅。

• 環境的可持續性： 有人認為，極端的經濟差距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超級富豪的消費模式和資源需求極不對稱，而收入貧困者往往缺乏採用更可持續做法的資源。因此，反對不平等的鬥爭和地球生存的鬥爭被視為密不可分，需要統一的系統性變革。

🛠️ 建立更公平經濟框架的建議

解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需要採取多方面的方法，重點是改革現有體系和建立新的、包容性的結構。解決方案必須同時針對收入的積累和財富的集中。

• 實施累進稅制結構： 關鍵的一步是重新將真正的累進性引入稅收體系，特別是針對資本。這包括實施有力、全球性的措施來打擊避稅和逃稅，並探索對繼承財富和大規模資本持有徵收累進稅，以減緩巨額財富的代際複合增長。

• 投資公共服務與人力資本： 大幅增加對所有公民，特別是弱勢社區的高質量教育、醫療保健和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是最強大的均衡器。這確保了機會不會僅由繼承財富決定，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和個人賺取潛力。

• 強化勞工議價能力： 旨在加強集體談判、根據生產力增長提高最低工資以及確保公平勞動實踐的政策，可以幫助提高底層50%人群在國家收入中的份額，重新平衡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權力動態。

• 財富再分配機制： 探索創新的部分財富再分配機制，例如由資本稅資助的普遍資本捐贈或嬰兒債券，可以為每個公民提供最小的資產基礎，抵消繼承優勢的影響，並促進創業和財務安全。

🎯 結論：通往可持續增長與資本管理的途徑

有關收入和財富集中的數據，無論是全球還是具體到台灣，都為系統性行動提供了明確的依據。雖然台灣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率值得稱讚，但其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靠前排名，凸顯了單靠增長不足以解決問題，如果其利益沒有得到廣泛分享的話。這種極端差距——一小部分人掌握著國家大部分經濟產出和財富——不僅僅是動態經濟的副作用；它是一條威脅長期社會凝聚力和經濟穩定的結構性斷層線。

前進的道路需要觀念的轉變：從將經濟政策單純視為最大化GDP的目標，轉向以最大化包容性與韌性增長為目標。對於那些關注房地產投資的人來說，資本集中的模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豪華資產（由富人）和經濟適用房（由受限的大多數人）的需求，創造了高度分化和波動的市場。了解這種財富差距的根本驅動因素——以及它將引發的不可避免的政策回應——對於評估未來的市場風險和機會至關重要。最終，邁向一個更公平的框架不是對資本主義的限制，而是資本管理的必要行為，確保經濟體系能夠為子孫後代持續和繁榮。